强而不欺，威而不霸，这才是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的气度与底蕴。

大明统治下的中国并没有在船队上架上高音喇叭，宣扬自己是为了和平友善而来，不像后来那些拿着《圣经》，乘坐着几艘小船，高声叫嚷自己是为了传播福音而来的西方人。
南非的一位著名政治家曾经说过：西方人来到我们面前时，手中拿着《圣经》，我们手中有黄金。后来就变成了，他们手中有黄金，我们手中拿着《圣经》。

于是在靖难之战后七年，朱棣再次披上了盔甲，拿起了战刀，准备走上战场去击败他的敌人，与之前的那次战争不同的是，上一次他是皇子，这一次他是皇帝，上一次是为了皇位，这一次是为了国家。
朱棣不但是一个优秀的皇帝，也是一个优秀的将领，这种上马冲锋、下马治国的本领实在是很罕有的，鞑靼已经领教过了皇帝朱棣的外交手段和政治手腕，现在他们将有幸亲身体会到名将朱棣那闪亮的刀锋掠过身体的感觉。

本雅失里是阿鲁台扶植上台的，两人关系一向很好，也甚少争吵，但在得知朱棣亲率五十万大军前来讨伐时，他们慌张之余，竟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争吵的内容并不是要不要抵抗和怎么抵抗，而是往哪个方向逃跑！
这二位仁兄虽然壮志凌云，但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听说朱棣亲率五十万大军来攻击自己后，他们立刻意识到，这次明朝政府是来玩儿命的，无论怎么扳指头算，自己手下的这点兵力也绝对不够五十万人打的，向瓦剌和兀良哈求援又没有回音，那就只有跑了。

胜利的喜悦已经消退的朱棣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沉思了一会儿，对身边的侍卫感叹道：“这里是斡难河，是成吉思汗兴起的地方啊。”
是的，两百年前，就在斡难河畔，铁木真统一了蒙古部落，成为了伟大的成吉思汗。术赤、窝阔台、拖雷、哲别等后来威震欧亚大陆的名将们环绕在他的周围，宣誓向他效忠。之后他们各自出征，将自己的宝剑指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并最终建立了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
转眼之间，两百年过去了，草原上的大风仍旧呼啸，斡难河水依然流淌，但那雄伟的帝国早已不见了踪影，而就在不久之前，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子孙在这里被打得落荒而逃。
一切都过去了，只有那辽阔的草原和奔流的河水似乎在向后人叙说着这里当年的盛况。
百年皇图霸业，过眼烟云耳！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风雨飘摇中依然坚持支持太子的杨士奇，不是一个投机者。
就如同三十年前，他身处穷困，却仍然无私援助那位朋友一样；三十年后，他又做出了足以让自己母亲欣慰的事情。
三十年过去了，虽然他已身处高位，锦衣玉食，他的所作所为却并没有违背他的人生信条。
人穷志不短，患难见真情。

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十二日。
“臣居庸关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报：近日于土木堡拾所遗军器，得盔六千余顶，甲五千八十领，神枪一万一千余把，神铳六百余个，火药一十八桶。”
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十三日。
“臣宣府总兵杨洪报：于土木所遗军器，得盔三千八百余顶，甲一百二十余领，圆牌二百九十余面，神铳二万二千余把，神箭四十四万支，大炮八百尊。”

房子里没有金银财宝，只陈设着两样东西——蟒袍和宝剑。这是朱祁钰为表彰于谦的功绩，特意赏赐给他的，于谦奉命收下，却把它们锁了起来，从未拿去示人以显荣耀。
抄家的人最终收敛了自己一贯嚣张的态度，安静地离开了于谦的家，因为他们眼见的一切都明白无疑地告诉了他们：这个被他们抄家的对象，是一个人品高尚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其实于谦并不需要皇帝的所谓嘉许，因为这些所谓的天子似乎并没有评价于谦的资格。明英宗之前有过无数的皇帝，在他之后还会有很多，而于谦是独一无二的。
人们不会忘记，正是这个人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保卫京城和大明的半壁江山，拯救了无数平民百姓的生命。
他从小满怀以身许国的志向，经历数十年的磨砺和考验，从一个孤灯下苦读的学子成长为国家的栋梁。
他身居高位，却清廉正直，在他几十年的官场生涯中没有贪过污、受过贿，虽然生活并不宽裕，却从未滥用手中的权力，在贫寒中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操守。
他不畏惧困难和风险，在国家最为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承担天下兴亡。
他是光明磊落地走完自己一生的。
他的伟大不需要任何人去肯定，也不需要任何证明，因为他的一生就如同他的那首诗一样，坦坦荡荡，堪与日月同辉。
石灰吟
千锤百炼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于谦，公道还是存在于世上的啊！”
在那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李贤露出了笑容。
李贤，立朝三十余年，虽历经坎坷，却能百折不挠不改其志，终成大业。官至少保、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成化二年（1466）病逝，名留青史。
史赞：
伟哉！宰相才也！

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决定违背祖制，废除殉葬，去解救那些无辜的人。
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勇敢而伟大的行为。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去夺取别人的生命和尊严的权利。
虽然他一生中干过很多蠢事、错事，但在我看来，他比那些雄才伟略的帝王们更像一个“人”。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评价朱祁镇的一生：
他是一个好人，却不是个好皇帝。

从成化六年（1470）到成化十一年（1475），整整五年时间，紧密森严的后宫中多了一个孩子，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宦官、宫女、妃嫔们都知道，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地保持了沉默，守住了这个秘密。
只有一个人不知道——万贵妃。
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真实的史实，是发生在以争宠夺名、勾心斗角闻名于世的后宫中的史实。在这里，人们放弃了私欲和阴谋，保守了这个秘密，证明了善良的力量。
读史多年，唯一的发现是：几千年来我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整日都是永远也上演不完的权力斗争、阴谋诡计，令人厌倦到了极点。但这件事似乎是个例外，它真正地打动了我。
我们这个古老国度有着漫长的历史，长得似乎看不到尽头，但我却始终保持着对这些故纸堆的热情。
因为我始终相信，在那些充斥着流血、屠杀、成王败寇，尔虞我诈的文字后面，人性的光辉与伟大将永远存在。

朱见深是一个奇特的皇帝，在他统治下的帝国妖邪横行，昏暗无比，但他本人却并不残忍，也不昏庸，恰恰相反，他性格温和，能够明白事理，辨别忠奸，出现如此怪状，只因为他有着一个致命的缺点：软弱。
他不处罚贪污他钱财的小人，也不责骂痛斥他的大臣，因为他畏惧权力，畏惧惩罚，畏惧所有的一切，归根结底，他只是一个想安安静静过日子的人。
他应该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农夫，或者是本分的小生意人，被迫选择皇帝这个职业，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

看着这三个治世能臣，朱祐樘笑着闭上了眼，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这一辈子没有享过什么福，却遭了很多罪，受过无数恶毒的伤害，却选择了无私的宽恕，他很少体验皇帝的尊荣，却承担了皇帝的全部责任。
从黑暗和邪恶中走出来的朱祐樘，是一个光明正直的人。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
这首诗的名字是《蔽月山房》，作者王守仁，时年十二岁。这也是他第一首流传千古的诗作。
此诗看似言辞幼稚，很有打油诗的神韵，但其中却奥妙无穷。山和月到底哪个更大，这个十二岁的少年用他独特的思考观察方式，给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
他的这种思维模式，后世有人称之为辩证法。

客行日日万锋头，山水南来亦胜游。
布谷鸟啼村雨暗，刺桐花暝石溪幽。
蛮烟喜过青扬瘴，乡思愁经芳杜洲。
身在夜郎家万里，五云天北是神州！

成化七年（1471），杨廷和第一次参加四川省乡试，就中了举人，这年他十二岁。要是范进先生知道了这件事情，只怕是要去撞墙自尽的。
第二年，十三岁的杨廷和牵着他爹的手，到北京参加了会试，同期考试的人看到这一景象，倒也不怎么奇怪，只是聊天的时候经常会问他爹：
“你考试怎么把儿子也带来了？”

我对明代的文官们感觉一般，这帮人总是喜欢叽叽喳喳，拉帮结派，有时候还胡乱告状，排除异己。但他们仍然是值得赞赏的，毕竟敢于坚持原则、敢冒砍头打屁股的风险，敢骂皇帝、敢骂权奸宦官、敢于抗命，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在我看来，父母生养多年，似乎不是为了让自家孩子天天自称“奴才我”，四处给人磕头下跪的。在人的身上，多少还应该有一样东西——骨气。

天地竟是如此之宁静，大风拂过了空旷的天泉桥，在四周传来的阵阵风声中，王守仁高声吟道：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守仁笑了笑，用手指向胸前，留下了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走。飞的我可以射，走的我可以网，游的我可以钓。
但是龙，我不知该怎么办啊！学识渊深莫测，志趣高妙难知；如蛇般屈伸，如龙般变化，龙乘风云，可上九天！

摘自《明朝那些事儿》